如果……如果那时候看到这篇文章……

他忽然站起来，扔下茶钱，跌跌撞撞冲出门。

希望基金七星岗小院门口，陈大勇“扑通”跪下了。

他对着门磕头，额头磕在青石板上，砰砰作响。

“贾先生！贾先生！”他嘶喊，“您说得对！那路就是鬼门关啊！您要是早说半个月……早说半个月……老刘他们……他们也许就不去了啊！”

门开了。

贾玉振站在门口，看着这个满身伤痕、痛哭流涕的汉子。

他上前扶陈大勇，扶不动——陈大勇跪着不肯起。

“兄弟，”贾玉振也蹲下来，声音沙哑，“对不起……我说晚了。”

“不晚！不晚！”陈大勇抓住他的手，像抓住救命稻草，“您说了！是那些当官的没听！是那些骂您的人没听！贾先生，您得继续说！您得大声说！让所有人都听见！”

街坊围了一圈，默默看着。

有人擦眼泪，有人低头，有人羞愧——他们中，就有当初骂贾玉振“唱衰”的人。

陈大勇跪哭的故事传遍了重庆城。

三天之内，重庆的舆论场发生了雪崩式反转。

第一天，《正气日报》悄悄撤下了所有批判贾玉振的文章。

不是一篇两篇，是所有。

社论版换了新主笔，写了一篇不痛不痒的《论理性爱国》。

有细心读者发现，新主笔的署名，正是当初写《警惕悲观主义幽灵》的那位。

只是这次，他只字不提“悲观主义”。

第二天，重庆大学学生自治会的五个学生，来到了七星岗小院。

领头的是那个曾在文化沙龙上扔纸团的眼镜男生。

他手里捧着一束野花——冬天难得的花，不知从哪儿采的。

“贾先生，”他鞠躬，脸涨得通红，“我们……我们来道歉。”

身后四个学生齐刷刷鞠躬。

“我们错了。”眼镜男生声音哽咽，“我们骂您悲观，骂您失败主义……可现在……香港沦陷了，马来亚败了，滇缅路断了，重庆烧了……您说的，全对了。”